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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那些事4 山东响马（第2页）

的弹性生存策略。

1900年，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《中国心灵》中详细记述：“当饥荒来临，整个村庄的男性都会暂时加入响马队伍，这几乎成为某种季节性的职业。”

在灾年，他们是为了生存而战的响马；到了丰年，他们又回归农田，成为普通的农民，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反映了底层百姓在困境中的无奈与挣扎。

生存博弈：在官府与民间的夹缝中

响马组织的运作犹如一家精密运转的企业。

民国时期，社会学家李景汉深入鲁南地区展开调查，发现大型马帮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。

设有“总瓢把子”

，犹如企业的cEo，统筹全局，掌控着整个马帮的发展方向；“二当家”

负责情报工作，如同情报部门的主管，为组织收集各类关键信息；“白扇先生”

管理账目，保障财务的清晰与稳定；“探马”

侦察情报，提前知晓周边的风吹草动。

整个组织俨然是一个军事化建制，分工明确，协作有序。

他们还制定了严格的“三不抢”

规矩：不抢婚丧队伍，因为婚丧是人生大事，劫掠此类队伍会遭人唾弃；不抢郎中书生，郎中治病救人，书生是文化的传承者，这两类人在民间有着特殊的地位；不抢本乡百姓，毕竟本乡本土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
这种江湖道义既是他们的生存策略，也是获取民间认同的关键所在。

在与官府的博弈中，响马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。

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期间，鲁南响马首领徐天德审时度势，接受了清廷的招安，被授予六品顶戴，负责地方治安。

然而，他却在暗中继续控制着地下黑市，维持着自己的势力。

这种“半匪半官”

的双重身份，恰似《水浒传》中宋江接受招安的现代翻版。

地方官员对他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，但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，为了维持表面的太平，不得不默许这种灰色存在。

徐天德一边拿着朝廷的俸禄，一边在江湖中呼风唤雨，巧妙地在官府与江湖之间游走，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
民间社会对响马的态度充满了矛盾性。

1904年胶济铁路修建期间，德国工程师发现沿线村民既害怕响马的劫掠，又在旱灾时期期待他们开仓放粮。

这种复杂的心理催生出了独特的“保护费”

制度：商队定期缴纳“买路钱”

，换取在响马势力范围内的安全通行；而当官府进行清剿时，村民则会充当响马的耳目，通风报信。

这一现象与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描述的“差序格局”

有着相似之处，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实践形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