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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七章 司马光与王安石（第2页）

。

“举先王之政”

是理论根据，“兴利除弊”

是根本目的。

这样的“事”

，上合先王之道，下利国家百姓，自然不是“生事扰民”

。

再驳“征利”

。

只用“为天下理财”

一句已足。

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，而在于为谁征利。

根本出发点正确，“征利”

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。

然后驳“拒谏”

。

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，文过饰非才叫拒谏，因此，“辟邪说，难壬（佞）人”

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。

最后讲到“怨诽之多”

，却不再从正面反驳，仅用“固前知其如此”

一语带过，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之意。

王安石最后指出：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，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、附和流俗、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。

“苟且”

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；而“俗”

与“众”

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。

所以皇帝柴勐“欲变此”